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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大理大学500余名在校生接到“为州庆备演”的通知。一份该校发放的文艺表演工作方案称，根据云南大理州州庆活动筹备组办公室的相关精神，需要抽借学生参加文艺表演的排练和演出。对此，大理大学回应称，表演活动是“上面安排”，参演学生非停课而是“调课”，有“特殊情况”的同学可以准假。（10月16日《新京报》）
在此事件中，显而易见的是，教学管理的自主权与学生的受教育权受到了侵犯。更需要强调的是，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参加大理州的60周年庆典，但这不是义务。
当然，不管是州庆也好，还是普通的活动也罢，学校有无权力让学生停课参加活动，是目前所应该明确的问题。应看到，《教育法》对此有规定：学生有受教育的权利，任何人不能剥夺。同时《宪法》也规定公民享有受教育权。换言之，学校擅自停课属于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。此外，给学生安排课余活动的基础，还是需要保证学生正常的学习，不违反正常的教学秩序。如果出现强迫行为，明显就属于权力僭越。
厘清这几层关系，有助于我们看到此事背后的高校“去行政化”之路道阻且艰。这绝不是孤例。今年4月，部分井冈山大学学生反映，接到学校要求参加电影群演工作，否则以旷课处理。5月，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反映，称学校强制本学期修了体育课的所有女生进行跳操训练，并为即将到来的校运动会进行表演，未按要求参加者，体育课成绩将被扣分。众多鲜活的事例正在表明，虽然我们一直在提倡高校“去行政化”，可现实背景却是，还是有个别学校，在打着“为学生好”的旗号，强制学生参加一些活动。
不难发现，近年来这些问题屡屡发生，虽说问题属于个例，但这种由个体现象所反映出的群体生态，却不得不让我们捏出一把汗来。因为，这些受到行政力量干预的活动，很容易就会演化成对学生权益的变相剥夺。最关键的问题在于，大理大学可能会打着“参加州庆”的名义，进行着与运动精神相去甚远的“献礼工程”。组织这次活动，并将意义归为“丰富学生课余活动、展示运动风貌”，看似正当合理，实则不合法也不合情。同样的行为，反映的也是校园文化的单一化，甚至恶俗化，这些都无一例外地折射着一个群体的畸态。
可以说，让学生参加当地的庆典，初衷可以理解，但是方式还需要商榷，学生有权利选择是否参加，学校也应该尊重学生的意愿，只顾营造视觉欣赏氛围和迎合行政活动，这样的课余活动得以安排，本身就不符合教育本质。总而言之，高校“去行政化”是“教育的归教育、行政的归行政”的必由之路。但归根结底，最应该被追问的是：我们的校园究竟怎么了？